重新建造吧，在你心中重建这世界 — 维也纳环城大道的诞生
风格统一、规模宏大的维也纳环城大道是奥地利人的精神概念，能够在他们心中唤起一个时代的特征，就仿佛“维多利亚时代”之于英国人，“创建时期”之于德国人，或者“第二帝国”之于法国人。
1860年代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分子掌握了维也纳的控制权，并且将这座城市当成了他们的政治大本营，向整个帝国范围辐射文化。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改变这座城市的风貌，这种变动在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接近成功，而环城大道正是这个城市重建活动的中心项目。而在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叛逆浪潮中，环城大道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批判的焦点，“环城大道格调”沦为了盛行的辱骂之词，怀疑、批判且审美敏感的新一代人，喊着这个词抛弃了他们自信、暴富的父辈。
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分子们为成功改变城市面貌而倍感自豪，这座城市在视觉效果上的焕然一新大大超过了19世纪的任何一座城市改造，甚至包括巴黎。几年前，曼哈顿的银行经理通过纽约摩天大楼中的“冲天角”来展示他们的性格，而维也纳的规划者们在通过建筑规划“投射自身形象”上也毫不逊色。沿着维也纳环城大道建起的宏大广场、纪念碑和民居，为我们理解处于全盛时期的奥地利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最为方便的形象化索引。
法律与文化的自由主义四边形
在环城大道时代之前，维也纳的内城和郊区之间存在着一条开阔带，用于隔绝可能的军事袭击和民众叛乱。当欧洲的各大都城都已经将堡垒夷为平地之时，维也纳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完好地城墙和堡垒。在自由派掌握政权之后，随着大量人口涌入维也纳，这条分界线终于露出了疲态。1857年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宣布开放换成地带的军事用地，自由主义的《新自由报》这样评述，“皇帝的命令打破了石墙的古老界限，数百年来，它曾像一道罪恶的魔咒，捆住了维也纳高贵的手脚。”尽管如此，在环城大道开发的前三年中仍然充满着王权的痕迹。
环城大道时代建立的第一座大教堂是“感恩教堂”，“一座象征爱国主义和奥地利人民效忠皇室的纪念碑”。这座宏达的纪念性建筑既充当维也纳驻军的教堂，又像英国的西敏寺一样安葬帝国的伟大人物。用《新自由报》的话来说，“感恩教堂是马刀和宗教统治”的象征，包含着新专制主义的价值观。
军方虽然同意拆除堡垒，但是仍然在环城大道上留下了军事设施的痕迹。军方倾向于建立一条尽可能宽的道路，以减少民众设立街垒对抗政权的可能性，同时增加在危险时刻物资和兵力的流动性。这一点虽然是出于军方的提议，但是也和民众的诉求不谋而合，一条具有纪念性规模的环城大道成为了区域改造的主干。
老城和环区之间的阶级区分由于剧烈的政治变迁不可避免地愈加鲜明，内城以象征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建筑为主，而在新的环城大道的开发商，第三等级所推崇的“法律”战胜了皇室的“权力”。而军方在1859年和1966年接连遭遇外战的失利之后，话语权也被进一步削弱。最终，世俗文化彻底压制了宗教传统，一系列所谓的“光辉建筑”作为公民的共同财产占据了环城大道改造的中心，展现了资产阶级文化理想的方方面面。
环城大道的规划人之一，路德维希.冯.福斯特曾写道“通过对内城不规则边缘的填充，使其呈现出一种封闭、规则的七边形，而世界上最气派的道路沿其四周展开，把内城和郊区分开”。在放射性的道路体系中，没有横穿环区的道路，而进出环区的道路都比环城大道本身小得多，换一句话说以前的军事隔离带变成了社会隔离带，曾经的老城变成了一座旧时代的博物馆。在环区的巨大环形空间中，资产阶级的代表性建筑全部朝向环城大道，垂直的建筑服从于扁平的街道，难怪整个城市改建活动最终以“环城大道”命名。
位于市政厅地带的四栋公共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法律和文化的真正四边形，他们就像方位图一样，代表了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国会大厦代表了议会政府，市政厅代表了市政当局，大学代表了高等教育，皇家剧院代表了艺术文化。这四座建筑抛弃了专制时代的巴洛克建筑，回归到了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和早期巴洛克建筑的风格中。而“皇家剧场”的存在也为专制传统和自由主义的和解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皇家资助的文化设施扩大了自身与民众的接触面，而新兴资产阶级也可以在艺术中热切地吸收传统文化。等级差别和政治分歧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至少由于文化和审美中的共同点而大大淡化了。
经历政治剧变的维也纳大学也最终得以落户在环城大道和核心地带，原本设计中围绕感恩教堂而建立的中世纪大学城，被形象高大、气势恢宏的独立建筑所替代。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象征着在中世纪迷信的长夜之后，现代理性文化同世俗学术复兴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这个法律与文化的四边形区域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帝国议会，即国会大厦。在这座“壮观恢弘的光辉建筑中”，两院各占据一个侧翼，共用的中央大厅是为议长准备的。这座建筑采用的是希腊风格，主入口位于第二层的拥有圆柱的壮观回廊之中，斜坡从地面直通入口，有力上升的对角线使之仿佛一座砖砌的卫城。用来装饰斜坡的雕塑暴露出奥地利自由主义者缺乏历史根基的问题，他们甚至找不到足够代表自己的英雄人物作为雕塑来源。斜坡上的雕塑是八位古典历史学家，而议会正前方的雕塑则是雅典娜。尽管设计者尽可能使得国会大厦高高在上，但是它仍然无法统摄四周的环境。
总体来讲，环城大道的宏伟建筑充分展现了主流自由主义文化的最高价值。在阅兵场的废墟上，自由主义信仰者建立起了立宪政府的政治机构、为自由民族培养精英的学校，以及博物馆和剧院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者。假如说在世宗谱系上进入旧贵族及其困难，那么新兴的文化机构则强化了第二社会，即“中间夹层”。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中，上升的资产阶级势力与接受新型经济的贵族开始相互接触，原本激烈的斗争和胜败转而成为了社会和解和文化整合。
多年后有个来自乡下的年轻人，阿道夫希特勒，来到了维也纳。他这样记述到，“从早到晚，我从一个经典跑到另一个景点，我能一连几个小时站在歌剧院前面，也会一连几个小时盯着国会大厦看；对我而言，环形大道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魔法”。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意识到这个法律与文化的魔幻世界并不容易进入。而30年后，当他回到环城大道时，已经成为大道所代表的一切的征服者。
公寓住宅与阶级融合
环城大道上一排排非凡大气的建筑，容易使人忽略一个事实，即占据绝大多数建筑空间的是公寓住宅，通过对公寓住宅变迁的考察，我们也可以更多地了解维也纳在世纪末的心态变化。在环城大道区域，不管是租赁型住宅还是公寓式住宅，它们四方形的外形和宽敞的体积都可以从内城的巴洛克和古典建筑上找到原型，资产阶级的租赁式住宅模仿了内城的规则府邸，而工人的公寓式住宅模仿了皇家军队的营盘。但是不管是上升中的财富新贵，还是沦落为产业工人的流动手工业者，都不再保留中世纪的传统居住形式。在过去不管是独门独户还是复合型住宅，居住和工作空间都在一起，住所还要承担店铺、办公室的作用。而在19世纪末的城市生活中，这些功能逐渐被分开了。
在环城大道建设的第一个时期（1861-1865年），中等收入者的居住需求压倒一切，由此产生了小户型、整齐规划的趋势，外观上形成了某种标准一致的风格，卡恩特纳环路就呈现了这种特征。而在第二波建设浪潮中（1868-1873年），“贵族化”成为了主要风尚，这种建筑往往有着壮观的外观，一楼作为商用店铺，二楼有着最宽敞的公寓房间，因为也被称为“贵族楼层”，越往上公寓就越小，装饰也越简单。壮观的楼梯间和宽敞的前厅颇受青睐，居住者们会联想到歌剧院壮观的“皇家楼梯”从而提升房产的价值，但是这种主楼梯最多只延伸到贵族楼梯，再往上就只是简便楼梯。
一直到奥匈帝国覆灭之前，环城大道的公寓住宅都对维也纳精英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市郊新开发的别墅区。在维也纳最流行的“大众租赁型住宅楼”中，所有住户共享内部庭院和大气富丽的外观，再加上统一的入口设计，每个住户都得以享受贵族化的居住体验。而如果是每一位独门独户设计的话，同样的居住体验的价格会使人望而却步。
租赁式住宅在声望和盈利的巧妙统一，反映出自由主义时代的主要社会趋势：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和谐。世袭贵族们在黑山广场区域也进行了公寓式住宅的投资，尽管形形色色的爵位贵族在环城大道几近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房源，但只有黑山广场附近的公寓是贵族用来自住的。而在资产阶级的投资者中，富有的纺织制造商则占据了重要的角色，整个环城大道融合了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两个可变阶层。
卡米洛西特，昔日的城市
自诩“为艺术而战的律师”，卡米洛西特在他1899年出版的著作《城市建设》以环城大道为反面教材，对现代城市建设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一边是感情力量和美丽如画，一边是效率和实用，两者在本质上是尖锐对立的，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物欲支配，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现代城市规划要求密度最大化，作为结果现代城市被几何线条无情地分割了，直线型、放射性、三角型。
而西特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整齐规划的模式，他提倡的是中世纪空间组织的自由形式：不规则的街道和广场。这些公共空间曾经不是从制图板上绘制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行程的。西特提出通过慎重的艺术规划来重现早期城市生动漂亮、让人心满意足的 空间脉络，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批判现代都市，“一座城市，它的建造方式必须让市民能够立刻感受到安全和幸福。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城市建设就绝不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审美问题。”
那么具体在环城大道上应该怎么做？西特提出建议建设广场，在交通拥堵的冰冷海洋中，广场可是人类社会的岛屿啊。在他的规划中，有时会采用低矮建筑围墙的形式，类似于布鲁塞尔的市政厅广场；有时则采用柱廊，类似于贝尔尼尼的圣彼得大教堂。环城大道就如同一条茫无目的的河流，而广场会成为这条河流上大大小小的水塘。他对广场的设计并非像环城大道上的建筑风格实现某种社会和政治象征，而是力图重塑一个理性社会中的社会体验。
在西特的倡议背后是中世纪手工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但他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而是瓦格纳和整体艺术的拥护者。在西特看来，历史主义者急于在现代社会中恢复希腊或者其他古典文化，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充其量也只是召唤出艺术生活中苍白无力的幽灵。而西特推崇的是一个形象具体的新理想，一个“紧扣但又高于真实世界”，将现代社会中破碎的价值观念重新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完整连贯的形象。
你已经毁了
这美丽的世界；
重新建造吧
在你心中重建这世界
西特断言，自己是“整体艺术作品”的创造者，也是拯救民族的神话英雄的创造者。“整体艺术”为克服文化碎裂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如同瓦格纳的音乐剧把零散的艺术形式整合起来一样，民族神话也必须把一个破碎的现代社会整合起来。在瓦格纳式的价值观中，民众是保守的，往往庸俗无知，但又能够响应天才的呼唤，能够辨别出最深奥的价值。在瓦格纳看来，人民并非政治中的积极元素（和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的角色），需要艺术天才唤醒文化深处最为隐秘的动机，使他们从那些高高在上的颠覆分子手中解救出来。
这种思想构成了西特作品中的重要成分“社会传统主义”，他忠于手工艺者，充当他们的教育者、研究者和宣传者，复兴和宣扬过去的成就，致力于让相关艺术和城市工程建立起联系；通过重新设计我们的环境，来重建我们的生活。在车辆飞驰，充斥着计算尺和贫民窟的冰冷城市里，外观漂亮、给人以心理慰藉的广场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过去市民时代的追忆。这种在空间上戏剧化和仪式感的设计，可以激发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没有粗鄙，没有功利。
艺术家为了自己的目的，仅仅需要几条大街和几个广场就足够了，至于其他的，他可以心甘情愿地向交通和日常物质需求拖鞋。就让那大片的住宅楼沦为工作间，让那一带的城市披上工作装；而余下的几个大广场和马路，应该穿上节日的盛装。为了居民们的自豪与欢愉，为了重新唤起人们的归属感，为了培养年轻人伟大而高尚的情操。昔日的城市就是如此。
西特这种具有公共意识的，重新人性化的城市空间设想，需要人们对过度膨胀的大城市产生普遍反感才可以，而站前的奥地利社会尚未达成这种共识。而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房地产投资者）希望最大化环城大道区域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城市的自豪感。
奥托瓦格纳，需求是艺术唯一的伴侣
1893年维也纳对于环城大道之外的整体区域进行了新一次设计招标，“对城市形象的再现和美化”是过去环城大道设计得主题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纪念性建筑拔地而起，公寓型建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一次城市建设者们的目的是为维也纳构建出一个庞大现代都市的脉络，奥托瓦格纳在他的方案中写下了一句令传统主义者心惊胆颤的格言，“需求是艺术的唯一伴侣”。
瓦格纳的设计集中在交通运输上，通过交通可以把范围广阔的大都市统一成一个高校的运转单元；他想要压制历史主义，来迎合理性的城市文明价值观。
盛行于今日的建筑观念，它的整个基础都必须由新的认知来替代，即我们的艺术唯一的出发点只能是现代生活。
西特从过去的公共社会生活中提取视觉模型，来对抗现代都市生活的混乱，而瓦格纳则是寻觅新的审美形式，来表现它所钟爱的那种忙乱却果敢的资本主义城市文明。